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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板蕩时代的抒情》小辑战争的意义:评陈智德的《板蕩时代的抒情──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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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0-06-10

书拿上手,「板蕩」一词入目,才疏学浅如我,查找了一下,应是《诗》「大雅」内有〈板〉、〈蕩〉两篇,均形容政治黑暗、社会动蕩。陈智德的新书以「板蕩」与「抒情」起题,我理解为对战争时期文学状态的探讨。于是,带着这样的前设,我阅读了他的新书。大量的资料铺陈,佔去《板蕩时代的抒情──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》全书内容三分一之多,阅读起来不得不说是颇为困难的──你必须先消化大量的资料,以及它们所组成的时局现况,才能进一步理解智德在书中所欲表达的抗战时期香港文学状况。这一点,正是从事该时期文学研究的一大困难,在此,智德以新书作了一次重要的整理与演示,初步确认了些许框架。而我在阅读的过程中,亦联想到一些相应的、谈论战争与文学的概念作前设以助理解这部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、研究香港文学不能错过的着述。

战争与文学:文化据点之意义

如果我们要谈论战争时期的文学,不先谈「战争」这种特殊状态恐怕说不过去,先理解「战争」与文学的关係,才能明白智德新书里那些少在文学研究、一般评论内运用的关键词,诸如「据点」、「局势」等等,以及书中大部份陈列宏观政治社会现实、甚至是军事状况的资料,才能进而谈论「抒情」。只有理解战争、佔领区的特殊环境究竟孕育着怎样的人的条件,我们才能尝试掌握这种极端处境对各种作品(无论是报章社论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抑或译作)的影响又如何。先不论战争时期的人们对于时间感到度日如年,突如其来的变序亦令个人生活踏进失序(更多是被重新规範)的处境里,走进战争亦同时意味着国、族、身份、自我与他者之间区分与再定义。我们作为后来人,所读到的已经是经过上述多翻挣扎,并再度建构而成的文字,换言之,要阅读它们意味着我们必须抽丝剥茧地从文本内读出这些挣扎。儘管无法再现历史真实(历史亦不可能再现,且从不关乎真实),但情感结构却是最赤裸地留下且能捕捉的,我且将之粗疏地称作「抒情」。

梳理战争与文学的关係,大抵是此书首三章的目的。智德列举的抗战时期报刊、文学论争则甚有意义,因为它们正是战争时期抒情的最佳体现──对战争细节的描述、在文学中书写战斗、口号、宣言、文学审美/新形式的提出,无一不与情感相关,受战争的气氛所牵引,同时又牵引且塑造之。

在这三章里,智德以〈香港的「据点」位置〉先为香港文学定位,再在〈抗战时期的香港报刊〉一章罗列他所能查找到的抗战时期报纸刊物,以陈述香港文学在当时所展现的特点。值得留意的是,「据点」本身是战时用语,指军队在战斗时为方便行动而设立的根据地。除了在某特地根据地内进行战争的调配,同时亦肩负与其他据点之间的联系。智德将香港定义成「文化据点」,揭示香港因属英国殖民地而成为最后一根稻草,接收内地的文化资源,成一时根据地。[1] 智德对当时香港位置的界定,勾勒出抗战文学在香港,实属于内地的延伸,相对地亦更集中于南来作家群之间发生。

这文化据点如何运作?智德在梳理当年香港报刊及出版物概况后,转入引介论争、讨论个别创作风格及作者论 。第四章〈抗战与和平〉、第五章〈写实与抒情〉和第十一章〈矛盾与抵抗〉,主要讨论抗战文学及日佔时期文学风格。透过勾勒「国防文学」、「和平文艺」等论争的资料轮廓,为读者重组当时的文学语境。在各种抗战时期文学风格的大前提底下,智德亦整理李育中、陈残云、彭耀芬、侣伦等个别作家当时发表的作品,为他们的风格归类。更重要的是,智德在〈香江雅声〉一节,将旧体文化人纳入讨论;并于书中提及重要却因资料缺乏而易受忽略的「《再会吧!香港》禁演事件」,更全面地呈现了抗战时期香港作为文化据点的複杂群体面貌,以及提倡抗战的群体与殖民地政府的紧张关係。

抒情的实践:战争年代的作家群像

或许这幺说你不同意,但是,抒情本来就与战争相辅相随。动荡的年代总是产生大量着名作家与作品,这样说略略幸灾乐祸,但细想一下,抒情可能是动荡期间最后的自留地。智德的战争年代作家群像,除了近年较受论者关注的戴望舒和叶灵凤以外,还记录了陈残云、刘火子、李育中、彭耀芬、柳亚子、徐迟、侣伦、古卓仑等人。

有趣的是,智德并没有将作家与论争和文学现象分开,而是在不同章节谈及不同现象之后,再转入个别作家的讨论。例如〈文艺青年大召集〉内,他先整理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」(文协香港分会)的各种资料,包括他们曾经筹办的「八月文艺通讯竞赛特辑」、「香港的一天」徵文比赛等。而在此团体背景之下,再接曾经是「文通」(香港文协所办「文艺通讯员计划」)的香港青年彭耀芬专论。虽无言明,却用意明显,希望读者能从香港文协的背景之下理解这位诗人。

陈智德早年亦有论及彭耀芬,[2] 同样亦细析彭与「文通」的紧密联繫。这个首位被即日三读递解出境的年青诗人,的确是动荡时期抒情实践的重要人物。智德认为彭受到徐迟的影响,诗人的形象更像是纪录员,在记录时代的细节。读者亦能从中看出,智德挑选彭耀芬作为此章的个别作者论,亦有深意。彭作为香港青年,参与「香港文协」的活动,并学习抗战诗的形式,事实上亦与反新式风花雪月论战以及抗战诗形式论争有重要的关係,彭本人实在是实践者。又,可以说,有别于以作者论为框架的文学评论,智德更愿意走进宏大时代的背景间,重新审视诗人作者的作品,属于脱离作者的评价或作品文学性高低的讨论,为这些抒情个体连接上更宏观的局面。

有意塑造的风波:抒情的背后

不过,读毕全书,我疑惑许多书中概念背后的意义为何。全书结论以「边陲位置的喊话」、「地方、空间与文学社群」、「时代与思想的转折」和「忧时伤国的情志」作结。的确,在香港1930年代中叶爆发大量高举「抗战」之名的文学作品、社论及群体,然而我们终究不应忽视是谁在喊(甚幺)话、谁在结(甚幺)群、谁在转(甚幺)折,乃至于谁在忧(甚幺)时,谁在伤(甚幺)国。上述问句似乎又令整场讨论走回界定的纠缠上,但是,我的提问并非挑剔,而是阅读书内的各式作品、论争之后不得不回想起相关的界定。这些界定不为排除,只是希望延伸出更多讨论,为了更仔细地观察香港作为「文学文化空间」──我想这个在香港文学史论述里被肯定的看法,应是借用了文学场域(literary field) 的概念──内部与外部的互动。场域既不是独立存在,场域的内部亦是庞大而複杂的,文学群体的内部互动往往矛盾不一。

回到我最初提及的战争境况,明显地,香港在1930 年代中叶以来呼应与提倡「抗战」,更多地属于内地各式思潮的延伸。[3] 这解释了香港本地并无「沦陷」,报刊等文学场所却呼天抢地的原因。即是,「极端处境」至少在香港真正沦陷之前后才真正成形,至此之前却是「借来的」,因着内地作家群体把这里当成根据地,首先是在此无风起浪似地大力宣传「抗战」,透过大量的口号和呼召努力塑造起来的。[4] 诚如书中总结引述邹韬奋所言并指「对于肩负时代责任的作家来说,他们播迁香港有着比个人安危更重要的考虑,就是延续抗战文艺的工作。」[5] 无可否认,对许多作家而言香港是发言的空间、动员的空间,仅此而已。不独过往部份研究者将香港当成地理记号,[6] 部份南来作家亦然。这种想法究竟如何与香港本地青年作家作有机的结合?即是,书中把部份曾参到内地的本地作家──除侣伦曾于1927年到内地参与战事外,李育中于1925年因省港澳大罢工一度返回内地再回港,而刘火子、彭耀芬虽无资料表示他们曾参与内地的抗战,却于香港参与南来群体的活动。结合抗战论争、风格来讨论,认为他们响应了部份文学思潮,自然是肯定的。但是,我希望再更深入地阅读他们为何会回应这场「借来的」情感呼唤,乃至没有经历过极端处境(例如南来群体大部份都经历过的走难之苦),仍然衍生出诗作中澎湃的激情。这种情感的呼与应,除了他们实际上到过内地参与一些运动之外,或许也由于这场由南来文化人所主导的抗战潮,为他们提供语言,对抗殖民地处境(极端吗?属于极端处境吗?处境或不算,心境却是):

我有一根松针
在维多利亚的山腰摘下
它刺激你的心 你的细胞[7]

看吧:殖民地的萎靡教育
将以二十万双手来粉碎[8]

香港作家「间接受了国内革命气燄的震动,直接感着大风潮的刺戟,不能否认的是,香港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振撼」是事实,[9] 但这震动的内容是甚幺?则这些理应亲近的外来者带给他们的启示是甚幺?在情绪上升至参与相对陌生的「抗战」的层面之前,或许更切身的是首先为他们带来抒情的语言与理由。乃至于从抗战转入日佔之间,这种思考又有没有经历转变?要回答以上题问,〈矛盾与抵抗〉一节为我们先做了些许梳理,提出三种不同的日佔时期书写取态,其他还待后学深入讨论。

无论如何,智德的新书记录那活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一群,部份因为各种原因来到香港,另一部份则在香港生存而感困惑,抗战的语境为他们带来了另一种文学的探寻之路,有人响应亦有人不。经过智德的整理,他的新书提供我们以珍贵的资料:以抒情为线索,这些作者在战争语境的思考形态,铭刻一段于香港文学史、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潮。

【小辑其他文章:这里】

注释

[1] 详参〈序论〉内小节「抗战与『文化据点』」的定义。

[2] 例如刊于《诗潮》第9期(2002年)的〈彭耀芬与「文通」诗人〉。

[3] 我不欲将内地与香港华人群体完全切割,这里强调分野,是基于1937年后更大规模的内地文化人移居,相对早期在港作家与本地新文学创作者而言,更目标为本地宣传抗战意识,甚至实际地呼唤作者回内地参与抗战等组织工作。延伸到香港后自然也成为香港(空间)的特色,但是,这场延伸有没有「离地」之处,则属研究者应该继续延伸讨论的议题了。

[4] 事实上智德在书中提及前人在相关议题上的评价。部份内地的论争并无影响香港本地文学场域太多,或者因为落到本地后语境相异,引致无以为继。智德以郑树森及陈国球对风花雪月论争的批评(包括郑认为「论点似乎相当模糊不清,人人也插进去参与讨论」然后「不了了之」,以及陈认为「对于香港文艺青年来说,这场辩论其实是一种『离地』的『革命启蒙』」)来评价「风花雪月论争」的成效。而我欲进一步提出,部份与抗战相关的论争,亦如上述所言,应该量度其成效或影响,乃至与本地文艺青年的接轨与否,以更仔细地显示香港作为文学场域的内部互动。页200。

[5] 页314。

[6] 陈国球:〈历史中的「战争诗学」〉,《板蕩时代的抒情──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》,页7。

[7] 彭耀芬:〈灯下散诗〉,《国民日报‧青年作家》,1940年7月30日。

[8] 彭耀芬:〈给「香港学生」──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〉,《文艺青年》第十、十一期合刊,1941年2月。

[9] 贝茜(侣伦):〈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〉,《工商日报‧文艺週刊》,1936年8月18日至9月15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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